1991年开春，长春郊外差一点点就出一桩冤案。 警方注意到的第一个嫌疑人，不仅有犯罪前科，而且身上有和死者一致的血迹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审讯室里他也已经低头认罪，供词虽说颠三倒四，但朝着案子方向问什么他答什么。放在当时的办案环境里，这一套"人证物证口供俱全"的组合，足够把他送上刑场。 幸运的是，这个“无辜”的嫌疑人遇到了一位办案严谨的老警察，正是这位老警察，在严打的大背景下，压下众人的催促，带人跑了几十里地、最终核对出关键证据，从而阻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。 这桩差点办错的案子，就是当年（1991年）长春"2·11"野外强奸杀人案—— 1991年2月11日清晨，长春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刑警队接到合心派出所的报告：踊跃村张大毛屯西北方向四百米的开阔地里，发现一具半裸女尸。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广春带着十六名侦技人员和法医赶到现场时，乡道两旁已经站满了人，封锁线外黑压压一片，踮着脚往地里张望。 死者头朝北脚朝南，斜躺在乡道东侧的沟壑里，人冻得僵硬，脖颈上勒着一条细腰带，下半身赤裸，下身被插进一根树枝，树枝上有凝固的血，从天道沟西侧到尸体之间有十几米清晰的拖曳痕迹。 法医检验后判断：死亡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，直接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死前遭受过性侵。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杀人案。 现场勘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心里一沉：现场没有任何可用的指纹和鞋印。尸体是死者家属和帮忙搜寻的村民先发现的，之后十里八屯赶来看热闹的人又把现场踩得不成样子，痕迹物证全被毁掉了。 这就意味着，此案的侦破，只能靠两条腿和一张嘴。 死者身份很快查明。报案人、合心乡于家岭分销点的店员于国柱认出，死者是他的妻子田跃凤。 2月8日上午，田跃凤离家去哈达村的娘家接孩子，就此一去不回。2月9日于国柱请假赶到岳父家，才知道妻子根本没到过；他把亲戚朋友家跑了个遍，毫无音讯。 2月10日，两家亲属自发出动，把田跃凤平时常去的地方和沿途路线两侧搜了个遍，搜了一整天，第二天清晨才在这块开阔地里找到了她。 根据死者丈夫提供的情况，侦查员通过走访，很快摸到一条重要线索：案发当天上午，有人看见踊跃村张大毛屯村民王海金在案发现场附近放马，一直到傍晚才回屯，而那正是他常年放马的地方。 再往下查，这个在案发现场附近放马的男人，身上的嫌疑陡然上升——这个叫王海金的男人，精神状况一直有问题，没能娶上媳妇，曾与一名女精神病人同居，平日里见了大姑娘小媳妇就动手动脚，多次被派出所治安拘留。最关键的是，死者田跃凤生前就没少被他骚扰，他还经常一路尾随到田跃凤家，让这家人烦不胜烦。 侦查员把现场那个残忍的细节在心里过了一遍：尸体下身被插进一根树枝。这种侮辱尸体的做法，在办案经验里正符合精神不正常者的作案特征。 王海金被传唤到案后，侦查员在他衣服上发现了新鲜的血迹，提取化验，血型与田跃凤一致。人证、物证、行为特征、作案动机，全都对上了。 面对这些“证据”，王海金当天就承认，2月8日上午放马时遇到了田跃凤，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，但坚决不承认杀人。 审讯强度加大之后，他的口供开始摇摆——一会儿承认自己杀了人，一会儿又断然否认，让他讲作案过程，前后矛盾、错漏百出。 不少侦查员认定这是畏罪顽抗，主张继续加压，拿下稳定的口供。这是那个年代顺理成章的做法，口供一旦固定，再补上几处"印证"，案子就能结了。 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专案组负责人李广春，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理性。有一点，他有很大的疑虑：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，供述乱成这样，到底是顽抗，还是根本说不清？ 他告诫手下，对这样特殊的嫌疑人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实地核实，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能放走真凶。 审讯被叫停后，侦查员按王海金交代的活动路线逐地核查。当查到裴家村时，村里好几个人证明：案发当天从早到晚，王海金一直待在村里跟人打牌，没有离开过。这条时间线上的缺口一出现，整个"证据链"应声松动——他没有作案时间。 真正推翻定案依据的，是后面的两条。侦查员提取王海金的血样化验，发现他的血型竟与死者田跃凤相同，那么他衣服上那点血迹，就根本不能认定是田跃凤留下的。 经过进一步走访，专案组很快查明了王海金身上血迹的